媒体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届三中全会
ʱ䣺 2019-09-10

  按改革开放以来的惯例,中国每5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此后,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都得参加。第一次全会通常在党代会闭幕的第二天召开,主要讨论并选举中央最高领导层,如选举政治局常委,通过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等,这就是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则在党代会召开的次年春天、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举行,主要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和全国政协领导人人选建议名单。这两次全会都是讨论人事问题,直到当年秋冬的三中全会,才集中探讨全局性的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会期一般为35天。因此,三中全会出台的决议,往往被视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政纲领,对此后5年国家经济形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现在,每当提到“三中全会以来”,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为何被称为共和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原因就在于,它实现了拨乱反正,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完成了中国工作重心的转移总而言之,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此后历届三中全会,都与经济改革和发展规划有关。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此为标志,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并吹响了向全面体制改革进军的号角。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风帆高悬的改革之船下面,暗流汹涌,稍有不慎,就有渗水沉舟的危险。在这一紧要时期,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使原本过热的经济逐渐进入平静期。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和领导下,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体制改革的目标虽已确立,但目标的构建路径和具体内容尚未细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为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构建了可供操作的蓝图。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农业历来都是定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如何在市场经济下搞好“三农”问题成为中央领导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同时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

  进入21世纪,中国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大踏步前行。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第二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总结10年市场经济历程、开启未来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世纪宣言。2008年,时逢我国农村改革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三农”问题,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2013年11月9日,我们即将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将为世人展现未来10年的改革路线图。即将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将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后的纲领性文献。因此,这次会议不仅备受国人期待,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回首35年的改革历程,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连接起这些节点,也就抓住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古人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们透过历史,重现1978年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党的领导人的运筹帷幄,重温为改革开放殚精竭虑、出谋划策的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为大家呈现三中全会上改革者的气势与风范。(石文忠)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是一场学习会,是对此前开了一个多月、3天前才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进行讨论和学习。或者说,也是一个仪式,一个向党内外、国内外宣布中央工作会议所做决策的仪式。所以,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激动人心的改革起点,要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起。

  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得不提两个人:和陈云。他们两人扭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和进程。会前,在党内的排名只能算第三位,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跃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追寻这两位关键人物在1978年秋冬时节的故事,是观察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绝佳视角。

  1978年11月10日,212名高级干部走进京西宾馆的会议室,他们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全会一开幕,中共中央主席就宣布了3个议题:一、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农业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而且,还提出,在讨论这3个议题前,先讨论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工作重点转移,会场上大部分人都是拥护的。但是,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的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大家心头,这些政治上的阴影不扫除,思想上的枷锁不清理,就要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中去,谈何容易?

  第二天,一进入分组讨论阶段,定下的议题就被突破了。影响最大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必须先解决一大批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比如,要肯定纪念周恩来的“”,要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去,要为“叛徒集团案”平反,要批判康生的错误等等。

  虽然陈云当时只是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在党内威望很高,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他曾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他一发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方向为之一变。

  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11月2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包括为“”平反的八项决定。随着活泼民主的会议气氛逐渐升温,平反冤假错案、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等会议共识应运而生。

  此时,会议上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刚刚结束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他没有赶上会议开幕,原本准备在闭幕时发表讲话,主要谈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没想到,回国后短短几天,会议形势大变,他找来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决定重新起草讲线日,和于光远一起到了家里,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一向很少写提纲的拿出一沓16开的纸,用铅笔写了一份提纲,8条要点,1600字,写了3页,交给于光远。

  提纲中的第一条是对会议的评价。的意思是:“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1957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条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据于光远生前回忆,“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香港马报资料挂牌,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

  第三条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说:“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

  第四条是向前看。“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了)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

  第五条是克服官僚主义。“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条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5%(的人先富起来),到10%,再到20%,城市20%。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条是加强责任制。“(要)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从家里回来,和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两三天就写好了,送给审阅。重申稿子不能长篇大论,语言要少些,干净一些反倒明确。最终,8条改为4条,全文不到8000字,自己想好了标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读了这篇讲话。这个讲话并没有提出新政策,也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但他首创性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颠覆了当时还很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体系,整个党、整个国家毅然决然地翻开了新篇章,他也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说:“这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于光远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改革号角,就集中体现在这篇讲话中。”

  闭幕式后,又开了两天分组会,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才结束。这天是星期五,很多代表留在京西宾馆,没有马上回去。经过36天的讨论,大家已有共识: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必须进行人事变动和机构设置,这就得召开全会才能完成必需的程序。中央考虑,三中全会本来也要开了,趁主要代表都在北京,正好一气呵成,下周一接着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提出3项任务: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产生新的中纪委。代表们用2天时间看文件,3天时间分组讨论。此时,虽然全会仍由主持,但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两个相邻而坐的人身上:和陈云。实际上,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复出主持工作,陈云功不可没。

  1976年清明节,北京群众聚集在广场,纪念周恩来、反对“”。被指控为“”的“幕后黑手”,第三次被打倒。

  1976年10月,“”被粉碎之后,、等人以各种方式向提出让出来工作。12月14日,中央通过决议,允许阅读。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同志与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指示下,工作人员找到陈云,要求他按照中央的讲话口径修改发言稿,然后再下发简报。陈云说:“要发简报,就照我讲的,一个字不改地发。”最终,会议简报没有刊发陈云的发言稿,但他的讲话早已流传开,得到广泛赞同。1977年7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让陈云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在经济问题上,陈云是党内的权威。就在全会召开前不久,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务虚会,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速度的问题。陈云跟国务院副总理说:“要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

  但在务虚会上,“洋跃进”成了流行的观点。有人提出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组织国民经济新的。陈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对一些重大项目,需要深入广泛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再付诸实施。但他的反对意见也难以被接受。

  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领导干部还沉浸在“洋跃进”的热潮中。陈云坚决认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既积极又稳妥”,“今后三五年内,每年应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下来,7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落后,不能同韩国、台湾比,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他们主要是搞加工工业,而且有美国扶植,因此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

  陈云的经济观念和基本思想最终被中央工作会议所接受。会上普遍认为,如果要把经济工作摆在第一位,必须对经济专家陈云委以重任,很多人提议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果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他在对外贸易、经济体制改革、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等方面,都给今天的中国留下了宝贵遗产。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通过了《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主席台上,和陈云并肩而坐。历史选择了这一对搭档: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而陈云是党内的经济专家。从此,几十年来思想上、经济上“左”的错误得以纠正,天翻地覆的变化即将到来。(范小舟)